送彩金:工業舉國體制的抗疫奇功背后潛藏何種

作者:送彩金500的网站大白菜   |    时间:2020-04-07 10:33 178

2020年伊始,一場突發的新冠肺炎大疫打斷了中國乃至世界運轉的正常節奏。為了應對疫情,中國的醫療部門、科研部門、工業部門、農業部門、交通部門等各個領域全面動員,打起了一場抗疫“總體戰”。在這場“總體戰”中,工業部門為廣大醫護人員以及百姓供應口罩、防護服等基本物資,參與了武漢火神山等應急醫院的基礎設施建設,責任重大。

如果說國際貿易爭端檢驗的是中國工業的技術能力,那么,抗疫“總體戰”則是對中國工業動員能力的檢驗。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的優勢應予保持,暴露的不足則有待完善。更為長遠的是,送彩金500的网站大白菜應以此次抗疫為契機,在培育與發展工業文化時,構建多層面融合的工業文化圖景,送彩金500的网站大白菜重視反思性工業文化,以維持現代工業社會的健康有序運轉。

2020年2月,中國官方提出堅決打贏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總體戰”這一軍事術語傳神地概括了中國防控新冠肺炎的特點。實際上,從武漢封城開始,疫情防控就具有軍事化色彩;而隨著疫情防控在全國范圍內步步升級,醫療、科研、工業等各領域資源與力量整體投入,“總體戰”儼然已成事實。

毫無疑問,抗疫“總體戰”不是一場真正的軍事意義上的戰爭,它只是一個比喻。有學者擔憂軍事化語言侵入日常生活,對此類修辭提出質疑;然而,這種擔憂未能正視日常生活本身已經被疫情打斷的實際。截至3月6日15時,中國新冠肺炎疫情累計死亡病例達3045例,累計確診病例高達80714例——這些冷冰冰的統計數字背后都是具體的人;而該病毒存在著潛伏期長、部分感染者無癥狀及少數出院者核酸檢測疑為假陰性等復雜特點,使得防控工作極為困難。在疫情已經暴發的形勢下,只有進行全面動員并采取強制性措施,才能有效阻斷病毒傳播,救治更多患者。“總體戰”等軍事化修辭,只是切合了日常生活已經被疫情破壞的實際。

進一步說,現代工業社會本身就具有隨時動員的特性,不管這種特性是否符合理想化的人類生活,它是實際存在的現代工業文化的一部分。傳統農業社會的生產模式決定了其靜態性,現代工業社會的動態性則由激烈的競爭所決定。競爭塑造了工業社會特有的文化氛圍,軍事化的修辭早就滲透進以自由競爭為基礎的經濟學和管理學語言中。

例如,倡導企業家精神的熊彼特稱企業家“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戰斗的沖動,證明自己比別人優越的沖動”,便明顯將企業家行為類比為軍事行為。企業競爭是工業社會的基礎,由此會帶來工業文化中不可避免的戰爭隱喻與軍事化修辭;更為根本的是,工業社會確實時時刻刻處在緊張狀態中,尋常時期的工業競爭本身就意味著微觀經濟存在著類似于軍事動員的資源調度與運用。

傳染病不同于戰爭,但它屬于波及廣泛人群的非常態的公共危機。既然工業社會在平時已經存在著隱性的動員,那么,當面對與戰爭同屬于公共危機的傳染病時,軍事化的動員就成為可供選擇的應對之道。在現實世界中,不同的國家或政治實體可以選擇不同的疫情防控方式,其選擇受意愿與能力兩方面因素的支配。發達的工業國家放任傳染病流行或僅采取低度動員的方式抗疫,皆有實際案例。然而,工業社會的特點在于:它所具備的能力與文化,為高度軍事化動員抗疫的方式提供了可能性。事實上,“總體戰”一詞正是戰爭工業化的產物。工業革命使現代戰爭打破了前線與后方的界限,在一場大規模戰爭中,全民動員既無可避免,又具有了可能。調動了全社會資源與力量的疫情防控模式可以恰如其分地稱為“總體戰”,工業動員同樣為其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語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觀,而頭腦中不同的世界構圖,會決定不同的行為模式。實際上,工業動員本質上就是一種軍事行為。與其說這種行為侵蝕了日常生活,不如說現代工業文化本身就隱藏著軍事要素,一旦日常生活被打斷,其軍事要素作為應急之道,便有可能被激發出來。然而,要將工業動員激發出來,必須具有認可與接受此種措施的文化觀念。倘若在文化觀念中排除了肯定軍事化的價值取向,即使具有動員能力也不會實施動員。

在抗疫“總體戰”中,中國工業企業持續地供應著抗疫物資,并參與基礎設施建設。1月21日,工信部即下發《關于做好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應急物資供應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摸清本地區防控應急物資的生產供應情況及確定防控應急物資重點聯系企業。湖北疫區在1月22日曾表示本省供應不能滿足防疫需求,擬向國家請求緊急調撥醫用口罩4000萬個、防護服500萬套、紅外測溫儀5000套。

這意味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從一開始就必須動員整個國家的工業力量。隨著疫情防控的持久化與全面化,基本防疫物資的需求不斷擴大,中國工業的抗疫動員也不斷升級。此次疫情暴發時正值春節假期,這無疑增加了企業復工的動員難度;而這種難度又由于疫情防控采取的封鎖與隔離等措施而加劇。春節結束后,隨著湖北之外各地陸續復工,復工本身也成為已經持久化的工業動員的一部分。可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工業動員具有全國性與持久化特點,并與逐漸擴大的企業復工進程合為一體。

工業動員的效果由基礎和反應兩部分要素決定。基礎是平時所具備的可供動員的資源與潛在資源。作為“世界工廠”,中國工業巨大的體量和充滿多樣性的生態體系成為工業動員的一大優勢,并在抗疫中得到了檢驗。一方面,中國擁有一批直接生產防疫物資的工業企業;另一方面,不少企業具有轉產防疫物資的制造能力。因此,工業動員的核心問題只在于如何有效利用具有優勢的工業基礎,對疫情進行快速反應。可以說,此次疫情防控的工業動員揭示了工業生態體系多樣性與完整性對于大國是何等重要。

工業文化并非某種單一實體,相反,工業文化集合了諸多對于工業的想象,每一種想象會形成不同的工業文化圖景,并對現實中的行動產生作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工業動員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個重構工業文化圖景的契機。工業動員過程中暴露的瓶頸與問題,有助于讓決策者和公眾認識到現代工業是一個分工細密的體系,自由貿易條件下的工業經濟運轉與應急性工業經濟運轉具有不同的模式。

口罩這一工業產品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在平時狀態,各類口罩尤其是醫用口罩,并非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而疫情導致口罩需求超出了正常狀態,也超越了正常狀態下口罩行業的生產能力。工業動員的目標在于提升特定行業的生產能力,以滿足非正常的需求量,其途徑之一是將行業既存企業的生產能力最大化,二是推動新企業進入。在實際動員過程中,這兩種途徑相繼出現。然而,在各地開始新建口罩生產廠的浪潮下,設備與原料的欠缺逐漸成為制約口罩生產的瓶頸。實際上,機械工業轉產口罩設備的案例不少。

例如,上海機床廠有限公司2月8日開始設計,2月18日就造出了一臺高速平面耳帶式自動口罩機投入試生產。2月3日,寧江機床接到四川省經信廳下達的研制口罩機生產線任務,在十余天的時間里就造出首臺套口罩機生產線并交付使用。浙江臺州的北平機床等企業同樣承擔了相關任務。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機床生產國,機床工業的制造能力在此得到了體現。與口罩機相比,生產口罩所需的熔噴無紡布(即熔噴布)構成了更大的瓶頸。熔噴布是以聚丙烯為原材料的化纖產品,需要使用比口罩機更復雜的設備進行生產。由于平時市場需求量有限,中國的熔噴布設備制造商產能規模小,核心部件依賴進口,而其他行業的企業轉產該種設備也面臨技術壁壘。周期長的重化工業和市場小的裝備制造業,限制了熔噴布的供應能力。這一狀態與快速獲取大量應急物資的需求相矛盾,制約了工業動員的效力。

在平時狀態下,人們可以在自由貿易的圖景中想象工業,在這種想象中,一國不必擁有龐大的工業體系和完整的產業鏈,其不具備生產比較優勢的各類要素可通過進口解決。從理論上說,即使在傳染病大暴發的危急狀態下,一國所需的防疫物資也可以通過進口解決。

然而,在這次疫情防控中,疫情的規模與復雜性使類似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很難指望靠從全世界進口防疫物資來滿足需求。實際上,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傳染病與自由貿易一樣擴散迅猛。2020年2月底,日本、韓國、意大利、伊朗等國的疫情已頗為嚴峻,美國也承認疫情在美擴散不可避免,據彭博《商業周刊》報道特朗普政府也在考慮動用特殊權力提高口罩等防護用品生產。

一種最壞的可能性是,世界各主要工業國在防疫物資生產上將面臨自顧不暇的狀態,如此一來,擁有巨量人口的大國寄希望于靠進口來滿足需求完全不切實際。事實上隨著疫情的全球擴散,已經出現日韓企業來中國購買熔噴布的情況。此外,江蘇一家熔噴布生產企業的負責人對新聞記者表示,部分國外熔噴布生產設備廠商的供貨周期長達8個月,國內廠商的關鍵零部件依賴進口,而不少投資者擔憂“等真正引進了熔噴布的生產線,說不定疫情帶來的需求高峰早已過去”。企業的擔憂反映了戰略物資儲備在經濟上很難尋求長期與短期的平衡點,但也從側面印證了大國無法依賴貿易來滿足大規模的應急物資需求。大國的工業動員只能以自力更生為基本出發點,這就需要在平時狀態下培育一個具有復雜性與多樣性的工業生態體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進行抗疫“總體戰”的同時,中美之間已經持續了兩年的經貿爭端并未止息。2020年1月,有新聞稱光刻機巨頭荷蘭ASML公司確認中國客戶的許可證申請被延期批準。此事系美國給荷蘭政府施加壓力,阻止ASML公司向中國半導體企業出口光刻機,試圖以此破壞中國的芯片制造能力。實際上,芯片產業的落后也確實制約了疫情防控的工業動員。1月23日,負責生產人體紅外測溫儀的武漢企業華中數控公司因原材料美國ISSI公司的內存芯片用盡告急,董事長陳吉紅不得不在微信朋友圈求援。華中數控生產人體紅外測溫儀所需的芯片,并不在美國對華限制出口的產品范圍內,但中國芯片產業落后對于工業動員的拖累亦由此可見一斑。

美國自2018年挑起的經貿爭端,對中國經濟也如同持續性的病疫,同樣暴露了中國部分工業因缺乏完整生態系統而受制于人的弱點。工業生態體系的健全性,成為貿易戰、疫情防控與國防安全的聯結點,反映了現代工業文化所包含的動員性存在于廣泛的領域。進一步說,確立一種獨立自強的工業文化,向產業鏈高端進軍,培育具有多樣性的健全工業生態體系,既能夯實中國未來工業動員的基礎,又符合廣義國家安全對工業經濟的需求。

工業生態體系決定了工業動員的潛力,但這種潛力要真正釋放出來,需要由具體的人組織具體的行動。人的觀念與行為構成了工業動員的實際能力。從一般意義上說,工業動員實際上是一種國家調動社會資源的過程,因此協調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是提升工業動員能力的必要途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工業動員展示了中國社會擁有巨大的能量與豐富的資源,如何在國家的統籌規劃下有效利用社會資源,是未來中國提升工業動員能力必須思考的課題。

在此次疫情防控的工業動員中,國家確實展示了強大的資源調動能力。武漢火神山醫院與雷神山醫院的建設,充分體現了中國政府的工業動員能力:以國企與軍隊等資源為基礎,短時間內迅速投入大量資源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各地為支援湖北進行的防疫物資生產動員,以及持續性的企業復工工作,都離不開各地方政府相關部門的支持與協調。例如,鎮江市工信局從1月22日就全面啟動了疫情防控物資生產企業摸排,建立“日監測”機制,推進企業復產,1月27日,該市的魚躍醫療、遠燕醫療等企業已基本實現復產。又如,福建泉州于2月26日出臺了7條措施,從金融角度支持企業復工復產,加大對企業的信貸支持。這些確實體現了中國進行高效工業動員的國家能力。

然而,在此次抗疫“總體戰”的初期,我們也能發現工業動員或者更為一般性的動員,也暴露出了國家能力既存在不足,又存在著天然的限度。在疫情防控的最初階段,湖北尤其是武漢的防疫工作確實存在著混亂的現象,往往是在缺乏配套措施的情況下就急于動員。例如,1月23日武漢封城后,市內交通被管制,但由于缺乏配套措施,醫護人員也面臨缺乏交通工具上下班的困境。在外地一些地方也存在著封鎖過度,阻礙了正常的物資流動,破壞動員的情況。

以工業動員來說,最大的問題并非生產,而是運輸。運輸瓶頸既包括原材料與人員流向企業,又包括防疫物資運往抗疫一線。在疫情防控初期,經常出現工業企業已經復產復工,防疫物資的產量不斷擴大,但疫區的醫院不能及時獲取防疫物資的情況。這一矛盾表明工業動員的生產環節具備良好的基礎,但運輸與分配環節缺乏組織協調能力,而運輸與分配最終決定了工業動員是否有效。在疫情防控初期,部分僵化的體制與機制甚至人為地加劇了這種困難。例如,武漢的捐贈物資分配最初由該市紅十字會管理,由于人手與能力的不足,庫存堆積如山而醫療一線領不到物資;民營醫療物資企業九州通公司派員工參與協助后,在極短的時間內就解決了問題。

事實上,經過改革開放40余年的發展,中國已經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信息技術和各種網絡平臺的勃興,加速了信息的生產與流動,信息的生產與流動又構成了工業活動的基礎。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企業(也包括國企),都有通過微信朋友圈以私人關系尋求資源的方式。從某種意義上說,在疫情防控初期最緊張的階段,社會的自發自助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缺失的政府管理與協調,保障了工業動員乃至一般動員的展開。實際上,政府的人力本身就是有限的,而且一般只具備通用性的管理技能,不具備技術領域內的專業技能。這種人力資源狀況顯然很難應對既需要大量人力又需要多種多樣專業技能的大規模疫情防控。而在改革開放中茁壯成長的中國社會,擁有豐富多樣的人力資源,一大批企業在日常經營中以精細高效的管理應對市場競爭,其技術手段、管理能力與人員素養,足以運用到疫情防控中,使動員更具效率。

因此,在未來提升中國工業動員的能力,應該充分協調國家與社會兩方面的力量,發揮各自的優勢,以社會自身的活力為根本,由國家加以引導與協調,使工業動員真正及時而有效。除了出臺各種常規性幫扶政策和依法督導外,國家在工業動員中主要應發揮三個方面的作用:

最后,國家應充分向企業釋放積極信號,給企業以信心,引導企業和社會自主實現動員目標。2月3日,國務院就疫情聯防聯控機制舉行新聞發布會,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表示,企業可以開足馬力生產口罩,只要符合標準,政府會收儲。這就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企業的擔憂,調動了企業投入工業動員的積極性。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賦予了中國特殊的國家能力,使中國政府能夠比世界上絕大多數政府更容易調集資源并集中投入使用,換言之,國家在中國的工業動員中具有更強的直接參與能力。但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也表明,政府自身的人力是有限的,國家直接參與的模式主要適合于基礎設施建設等勞動密集型投入領域。

因此,通過深化改革,營造寬松環境,積極培育社會力量,增強社會各領域自主性,使社會發展并儲藏更豐富的技能與資源,是快速高效動員的必由之路。此次抗疫“總體戰”,應該讓更多的人清晰地認識到彈性與柔性體制的重要性。中國巨量的人口,以及國內經濟發展不平衡和國際上仍須追趕發達國家的現實國情,決定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國家能力仍然是必要的。而且,中國文化中延續至今的民眾對國家的信賴與依靠心理,決定了社會力量的發揮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相信國家能力為前提的——此次疫情防控中,解放軍等代表國家的符號對于武漢市民情緒的提振可為一例。因此,從目前格局看,中國的工業動員體制,強社會的培育是更為迫切的課題。總體來說,應該是強國家領導下的強社會,國家應以彈性和柔性的方式引導具有自強心態的社會自主解決復雜問題,并以此增強社會的信心與底氣。

工業文化是多層面的復雜體系,涉及對工業的不同認知或想象。例如,在當下中國,人們提到工業或工業文化,既可能想到傳統的大型工廠以及“鐵人精神”、三線建設等意象,又可能想到無人工廠、工業4.0、“第四次工業革命”等截然不同的意象。客觀地說,不同類型的工業文化認知構建起來的圖景,存在著對立與沖突的可能性。然而,在疫情防控的工業動員中,不同層面的工業文化不僅在中國并存,且都具有實際價值。中國未來的工業文化發展,也一定要兼顧不同層面,發展工業生態體系的多樣性。

弘揚工匠精神一直是中國發展工業文化的核心內容之一。從工業領域來說,工匠精神指向的是勞動者的職業技能與職業倫理。實際上,當前中國的工業發展具有內在矛盾性:一方面,自動化與智能制造的概念被熱捧,不少企業因為招工難而嘗試引入無人生產線,具有革命性的先進制造被視為發展的戰略方向;另一方面,企業招工難本身就意味著對技術工人與附著于人手的勞動技能的需求,而弘揚工匠精神這一概念正是為了穩定最基層的工業勞動力。保留并傳承其掌握的相對傳統的技能。因此,在傳統技能與智能制造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并形成兩種畫風各異的工業文化圖景。

在抗疫“總體戰”中,武漢火神山醫院與雷神山醫院的快速建設,展示了中國工業巨大的基礎建設能力。在這兩家醫院的建設過程中,大批工程機械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基礎設施建設仍然以人力投入為主,人手掌握的技能不可或缺。例如,2月1日下午,中國兵器工業集團武漢重型機床集團有限公司接到緊急通知,火神山醫院建設急需焊接專業技術工人支援,該公司當晚就派出16名管理人員、技術工人,連夜投入焊接醫用氧氣輸送管道施工任務。實際上,火神山醫院建設中的焊接任務并不簡單,對專業技能的要求頗高。武漢的另一家裝備制造企業武昌船舶重工集團有限公司,也于2月1日起陸續派出員工前往火神山、雷神山醫院施工現場,完成醫院指定設施的焊接安裝等任務。

應急醫院焊接任務的案例表明,掌握著焊接技術的工人對于工業動員來說是寶貴的戰略性資源,且其技能目前既難以自動化,又難以在應急條件下由機器人代替。這些焊接工人,恰好符合當下中國工業文化中對于“大國工匠”的想象。就此而論,繼續大力弘揚以工匠精神為內核的工業文化,培養一定數量的掌握不可替代性傳統技能的工人群體,是構筑工業動員能力的重要基礎。

但是,比起傳統技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工業動員確實令新的工業文化大放異彩,呈現出傳統工業動員所沒有的新特征。此次疫情防控中的封鎖與阻隔措施,造成了工業動員要素流動的困難,但也帶來了對“無接觸”經濟的需求。目前對于“無接觸”經濟的探討多集中于服務業和商業領域,如線上辦公、線上教育等。實際上,“無接觸”經濟在硬件上需要工業部門提供技術支撐,而工業部門自身在邊生產邊防疫的情形下,也需要采取一定程度的“無接觸”運行模式。頗為幸運的是,近年來一直熱議的智能制造、數字化等先進制造業,為工業經濟的“無接觸”運行創造了條件。

例如,上海發電機廠作為工信部首批離散型企業智能化生產示范基地,2月10日復工后,借助多年數字化工廠建設打下的基礎,成功實現了防疫、復工兩不誤。據上海電氣官方微信報道,上海發電機廠技術部負責人在復工前就制訂了預案,隔離在滬外和在滬居家辦公的技術員工借助協同設計平臺(TC)、SAPPLM系統、檔案系統等數字化技術平臺,足不出戶就能完成數據查詢、三維設計、二維出圖、文檔新編、設計變更等工作。在制造環節,該廠近兩年添置了機器人自動疊裝系統、線圈端部自動成型機等一大批智能設備,改變了員工群體作業的傳統。以發電機鐵芯壓裝為例,以往6個人圍成一圈的手工作業,現在由兩套鐵芯自動壓裝機器人系統同時工作,兩名操作者只需通過按鍵啟動設備進行疊裝,其間做一些暫停檢視工作。線圈制造中的成型、焊接等工序也由原來的8個人減少到2個人,操作人員和工程師即使在同一個車間,也可以實現“不碰面生產”。

由此可見,智能制造系統恰好解決了制造業企業在疫情防控期間人手不足及員工在生產中必須保持距離的難題。一些企業的智能化產品也頗能滿足“無接觸”經濟的需求。例如,上海三菱電梯有限公司開發了自動扶梯扶手帶殺菌消毒功能、電梯轎廂空氣凈化抑菌功能、抗菌型按鈕以及非接觸識別呼梯的智能呼梯功能。

在工業動員的大瓶頸流通領域,招商局集團旗下相關企業將數字化轉型成果廣泛用于疫情防控工作,在抗疫物資運力計算、運輸疏導、公路交通信息共享、城市園區車輛管控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再以近兩年因中美貿易戰而熱議的5G技術來說,工信部也明確要求利用5G技術開展醫療救治工作,并在2月22日的電視電話會議中,強調加快5G商用步伐,研究出臺5G跨行業應用指導政策和融合標準,進一步深化5G與工業、醫療、教育、車聯網等垂直行業的融合發展。凡此種種皆展示了一幅與基建工地不同的圖景,展現了中國工業文化的另一個層面。

工業與工業文化都是演化性的。新舊技術、組織、模式、形態在一個大的體系中雖然總有不同的位置,也存在主次、輕重之別,但其共生與互補關系到整個體系的健康與活力。此次疫情防控中,手工作業的傳統技能與無人化的智能制造在工業動員中均起到了重要作用,傳統工匠與智能裝備均是寶貴的戰略性資源。在未來發展工業文化,要讓兩種層面的工業文化圖景有機融為一體,塑造全社會對于工業的綜合性與平衡性想象。

21世紀20年代伊始的新冠肺炎疫情,為人類的工業文明投下了一道陰影。盡管世界已經進入人工智能方興未艾的時代,但古老的病毒仍然可以導致復雜的工業社會停擺,其影響則是全球性的。這提醒著站在地球食物鏈頂端的智慧物種,自然演化的力量依舊可畏,在人類文明史上能夠最大程度控制自然的工業文明,依然存在著脆弱的一面。工業文明不能自滿,需要繼續演化,以不斷增強對抗風險和危機的能力。

實際上,控制環境是人類技術的內在沖動,也是以技術革命為顯著特征的工業文明的基本取向。工業文化的戰爭比喻,既適用于人與人之間,又適用于人與環境之間。從對抗病毒的角度說,利用科學的力量研發疫苗,并用工業化的方法大量生產,就是一場人與疾病的戰爭,也是工業文明應對病疫的基本方式。在這一點上,工業革命以來整個人類不斷提高的壽命預期,可以為控制環境的行為辯護。進一步說,為了應對疫情而進行工業動員,同樣是試圖去控制客觀環境,使之符合主觀意愿。倘若缺乏這種控制的意愿,就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進行工業動員了。

就此而論,抗疫“總體戰”表明,中國已經具有極為強大的工業文化,從進行動員的政府到響應動員的企業,都受到以技術力量去應對危機的價值觀的驅使。這種價值觀的一個典型,體現于廣西柳州的上汽通用五菱轉產口罩的口號中:“人民需要什么,我們就生產什么。”在制造活動中,價值觀可以是一種調節資源流向的要素。從今后的發展看,中國應繼續保持這種工業文化,但同時也要在具體內涵上加以完善,包括建設更加自主可控的產業鏈以便為工業動員蓄積力量,以及協調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培育一個真正強大而具有高效動員能力的社會。

然而,無論是新冠肺炎疫情,還是近兩百年來人類遭遇過的其他大規模的災難或危機,都表明工業文明對于環境的控制有其局限性,某些災難或危機甚至是由這種控制本身帶來的。工業文明也應該對自己的文化進行反思,認識到過于追求控制以消弭風險的行為本身就是高風險的行為,其風險性又由于工業社會的不斷復雜化而不斷提升。實際上,在工業革命之初,已經存在著與工業文化相對立的反工業文化。誠然,在歷史洪流面前,反工業文化因其不合于社會演化趨勢的保守性并未能阻擋工業革命的步伐。但是,反工業文化的存在也表明,工業社會從誕生之初就具有各種弊病,并非一種完美的文明。

反工業文化的問題在于,在反思和批判工業文明弊病的同時,連工業發展也一并加以否定。然而,若拋開否定工業發展的保守性與落后性,反工業文化實際上包含了工業文化的另一種可能性,即正視人類控制能力的局限性,批判工業社會的各種弊病,警醒工業文明面臨的潛在風險。在工業社會里理應存在著一種反思性工業文化,與追求控制的工業文化共生而互補。如果說追求控制的工業文化是陽性工業文化,反思性工業文化則是一種陰性工業文化,兩者以動態平衡的形式發展,才能確保整個工業文化體系的健康與可持續性。

在高風險的工業社會,應該具有一種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認識到與危機和風險共生才是工業文明的常態。危機意識其實是一種辯證的控制觀。一方面,危機意識承認控制能力的局限性,認識到社會必須與危機和風險共生;另一方面,社會與危機和風險的共生,意味著一種協同演化,實際上能夠增強社會對抗危機和風險的能力,不至于在突如其來的打擊面前手足無措——從這個角度說,危機意識又在尋求一種控制,只不過這種控制更加柔性。過于剛性的危機應對模式意味著對資源的絕對耗費。從長期來看,資源耗費帶來的成本問題——即使僅僅只談經濟成本或財政成本,也容易引發重大公共問題或使社會慢性衰退。為此,在平時具備危機意識,并通過與風險共生而建立將風險常態化的機制,塑造一種更具韌性的社會心理,不失為一種更有效的方式。